在接下来的两天里，虽然护士还是按时把三餐送到我的病房。但一有空，我就会到餐厅去看望老太太和瓦洛佳。由于要在餐厅值班，所以老太太平时很少回家，就住在餐厅角落的值班室里，瓦洛佳也顺理成章地和她住在了一起。
这天吃完饭睡了个把小时的午觉，我穿衣下床，准备再到餐厅去看看老太太和瓦洛佳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听见外面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。我侧耳停了一下，能跑出这样的动静，至少有四五十个人。
随着一声口令，整齐的脚步声在我的门外停止了。听着突然消失的脚步声，让我的心跳骤然加速，在这一瞬间，我甚至以为是内务部派来抓我的，毕竟那天在地铁里我阻止了他们枪杀“德国间谍”的行动，就凭这点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来抓我。
我先走到窗口看看，这里是三楼，离地面大概是十来米，如果跳下去的话，不摔死也得摔成残废。跳窗逃跑是不可能的，从门口冲出去，那就更是天方夜谭了。别说我现在手无寸铁，就算那支波波沙冲锋枪还在身边，面对几十个全副武装的内务部战士，我还是一点胜算都没有。
目前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束手就擒。只要不是被他们当场击毙的话，那么我还有一线生机。只要别济科夫上校知道了这个消息，他十之八九能在斯大林面前帮我求求情，那样我就有机会脱罪了。
我老老实实地坐在床沿上，等待着外面的人破门而入。因为紧张，放在床上的手不受控制地颤抖着。
然而等待良久，也没有发生我预想的那种破门而入的场面，只听见外面有人压低了嗓门在说话。
我忍不住好奇地站起来，走到门边，轻轻地拉开房门向外望去。只见走廊上每隔几米就站着一名全副武装的战士，他们戴着清一色的蓝色帽顶的大檐帽。特别是对面的门口，还有一名肩挎公文包和手枪的军官，正背着手在走廊里走来走去。
我开门时动作虽然很轻，但还是惊动了对面站岗的一名战士，他大踏步地走了过来，一把把门大推开，低声喝道：“您在做什么？”
他的举动把我吓了一跳，幸好闪得及时，才没有被门碰到头。面对他的质问，我支吾着回答说：“我听见外面有动静，看看是怎么回事。”
没等战士再问，刚才我看到的那名军官也走进了病房，瞅了一眼战士，然后看着我，严肃地问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那名战士连忙回答说：“报告少校同志，我发现这位伤员同志打开房门在偷窥，便过来制止她。”
那名内务部的少校从公文包里抽一个本子和一支铅笔，翻到一页空白的地方，看着我冷冷地问：“您的名字、职务、军衔，什么时候开始住在这间病房里的？”
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衣服，发现自己穿的是病号服，而不是军服，怪不得少校对我的态度这么强硬。我一指挂在门边衣帽架上的军大衣，没好气地回答说：“少校同志，请您看看那件军大衣，上面佩戴着和我级别相符合的军衔。”见少校回头认真地查看了军大衣上的军衔后，我用嘲讽的语气说：“少校同志，看清楚了吗？我是中校，您是少校，根据条例，您应该向我敬礼，而不是用这么恶劣的态度对我说话。”
我的话让年轻的少校有些尴尬，正在时候，一个插入的声音为他解了围：“这是奥夏宁娜中校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”
我们几人一起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，别济科夫和另外一名内务部的少校站在门口。那么少校看起来有些面熟，我多瞧了两眼，立即便认出是在地铁站里见过的祖耶夫少校，不知道他跑到医院来做什么，难道真的是来抓我的？不过看到他身边的别济科夫，我的心又放回了肚皮里，凭我和上校的关系，估计内务部的人没有那么容易把我带走。
祖耶夫少校没有和我说话，而是狠狠地瞪了一眼屋内的少校，低声地呵斥他：“我说少校同志，您今天的任务是保护领导人的安全，而不是跑到奥夏宁娜中校的病房里，来查询她的身份。”他的这话虽然是对少校说的，但我听到耳里，始终觉得有点指桑骂槐的感觉。
屋里的少校和战士向我敬了个礼，一声不吭地出了病房，回到他们各自的岗位上去了。
看到两人离开，祖耶夫少校也向我敬了个礼，语气冷漠地说：“中校同志，我们正在执行任务，没什么重要事情的话，请您不要离开病房，否则发生了什么误会，对大家都不好。”
“知道了，我的少校同志！”别济科夫接过话头，把祖耶夫向外推了一步，然后迈进门口，随手关上了房门。
房门没有完全关严，从门缝里还是可以清晰地看到走廊的情况。我悄悄地问别济科夫：“上校同志，您怎么来了？”
“我是来向你传达命令的。”别济科夫说着，从背着的文件包里掏出一份文件，递给了我：“有命令，让你立即回到部队里去。”
我接过文件，随便地瞥了一眼，问道：“要求我什么时候出发？”
“随时可以出发。近卫第八师派来的车和警卫人员就在下面等你。”说到这里，别济科夫努力地回想着护送人员的名字，“那个来接你的中尉，叫什么名字来着？他刚才还告诉过我呢，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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