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坐，”郑朗来到长亭里，拍了拍栏杆说道。
长亭里有人送别，一人眼尖，忽然叫道：“郑公。”
“你们聊，我与曾子宣说几句话，”郑朗道。
还聊什么，一个个全部用敬仰的眼光看着郑朗与曾布。曾布与郑朗没有在意，郑朗又说道：“我那有胆量碰这个铲佃？”
“就是，就是。”曾布紧张地抚胸。
对于这个弊端，郑朗前世写架空时，绝对不会写的，好象也没有看到其他人去写，但它确确实实存在，而且问题很严重。
说铲佃必须知道两个名词，永佃权与永佃制。
唐朝是部曲庄户制度，已经开始出现一些有轻微人身自由的佃农，再者就是中小农，中小农是唐朝征税重点所在。但唐朝总的政策乃是禁止人口流动。到了宋朝，边远南方蛮人地区仍然存在野蛮落后的部曲制度，中原与东南，甚至经济发达的成都府路、河北河东陕西，部曲制皆消失了。不仅宋朝是重视内治，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，同时宋朝不再禁止百姓流动，也使得唐朝部曲制无法存在。
因此一种暂新的制度出现，那就是永佃制。地主拥有耕地的土地所有权，但大地主们不可能有能力将它们全部自己耕种的，必须租种给佃户，佃户与主户签订租约，交纳一定的钱或物，主户只有到时收租之权，佃农却拥有永久性耕种地主土地的权利，俺养鸡种稻种豆，与地主无关，甚至佃农从理论上来说，还拥有退佃权，如郑朗开发南方，俺想过好日子去了，不租种你的地，主户无权阻拦，这是宋朝统治者潜意识里对弱势群体的一种保护。当然，这是一种理论，若没有官府配合，实行退佃会十分困难的，弄不好就吃了官司。另外还拥有转租与典卖佃权，地主也不能干涉，前提是不能影响地主收租子，否则又要吃官司。
其次就是永佃权，作为弱势群体，理论上制度是站在他们这边说话的，有很大的自由操作空间，并且只要按时交租，可以无限期地耕种所租土地。即便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发生变化，佃农的耕作权仍不受影响，比如丙租了甲方的耕地，甲方将地卖给乙方，丙方与甲方的租约仍然生效，乙方无权取缔丙方的租约。相反，丙方遇到一些情况，如逃荒，如朝廷开发需要适度的移民，或者有更好的出路，可以随时退佃。
应当来说，它是封建社会一大进步，具体地要感谢赵匡义，非是赵匡胤，赵匡义重视内治，又不象赵匡胤时要赏赐安抚大量功臣，在他的治理下，永佃制与永佃权渐渐完善。
这里主户，不仅有各个地主，还有朝廷，例如朝廷的官田、学田、职田、弓箭手田、营田、牧监等。
田地形式也多种多样，第一种仍是主要耕地，包括稻田麦田，还包括各种茶叶果树的“山”，非主流粮食的杂“地”，山坡上的“山地”。第二种是近海的一些被豪强占有的渔场。第三种是生长莲藕、菱芡、茭草、芦苇的“苔地”、“茭葑地”、“茭荡”、“沙田芦场”等等。第四种是各类草茨地、柴田、竹林。第五种是菜圃、桑地，这类地租最高。第六种是国有或者私有的房舍、房基。特别是第六种，朝廷每年得房廨钱最少有一百多万缗，多时能达到四百万缗。很可观的一笔收入。
宋朝开国之初，人口并不多，宋太祖时才三百万户，太宗时发展到四百多万户，宋真宗末年变成八百多万户，宋仁宗时，一千多万户。因此主户对佃农相对而言，比较客气，甚至有的佃农对主户不尊重，霸田拖租，宋朝于是不得不立法，对主户进行一些保护。那是宋初，当宋朝达到一千多万户时，性质颠倒过来。
第二就是豪强的大肆兼并，导致中小农数量减小，佃农增加。甲佃农不愿意租，还有乙佃农，主户渐渐变得苛薄。越是人口拥挤的地区，例如两浙，江东江西，京东，福建，这种现象越重。但仍然有一些地广人稀的地区，地主为了保障土地收益，一度强迫佃农结成永佃关系。还有的自耕农迫于家中的紧急情况，需要钱帛，或者迫于酷吏压迫，能主动将耕地出卖，然后再与买主结成永佃关系。
佃农只承担力役劳役杂税，不承担赋役，不过越往后发展越乱，佃农去了赋役，主户也不想交赋役，于是直接隐田。没田了，那么租子就白得了。还有极少数人通过层层拍卖佃权，产生一田多主，将自己从一二三等户化成四五等户。现在这种情况比较少，往往弄不好，得不偿失，能惹出一大堆官司。
最大的弊端非是一地多主，而是这个铲佃。
理论上佃权是在佃农手中，然而主户利用手中的权势，用种种残暴手段剥夺佃农的佃种权。或者迫使佃农离开，另与新佃订定租约。或者迫使旧佃束手就范，修改原来的租约，增加租粮租钱。是谓铲佃或者为夺佃。
史上苏东坡就曾在杭州提出铲夺的方法，迫使佃农更加勤快的浚治西湖，以免茭葑闭塞。西湖是治好了，也美化了，水光潋滟晴方好，山色空蒙雨亦奇。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浓妆淡抹总相宜。但租种官府葑田茭地的百姓生活却更苦了。还有一种情况，一些乡里的无赖，向主户允许以更高价承租，主户相信他们的话，将旧佃户尽去。结果这些人又不付约，导致主户田地荒芜。然后迫使主户以低价将佃权出售出来，无赖转佃给其他佃农。往往又引起一大堆官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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